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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行为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命令，是一种以实现某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或相互协调一致的多个意思表示)。

基于行政裁量时代，除非裁量缩减为零时状态，通常在此期间理应允许行政机关自由撤回其意思表示，但应援用民法上关于撤回相关规定，即撤回的通知，同时或先于原意思表示到达的，原意思表示不生效力。对于私人的意思表示存在错误等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形，在人权保障理念之下，理应允许私人撤销其基于表示行为错误和表示内容错误而作出的意思表示。

但在现代给付行政时代，行政法律关系或行政过程论之下的行政法学，必须对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予以重视，尤其对私人意思表示予以关注，这样有助于我们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现代行政法学发展的脉络。行政契约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行政参与扩大的结果，现已成为现代公共行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参见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6页。(9)因此，对于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的细致研究，将有利于行政法学理论的完善，有利于行政上实践的良性发展。因此，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确立，需在行政法治指引下，在关注行政法特殊性基础之上，援用民法上关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理论。

(18)余军教授在翁岳生教授观点的影响下，通过引入客观意思说和拟制法律行为的概念对行政行为概念内涵予以扩大，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就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规制的行为。但因行政领域的特殊性以及证据效力等要求，实务上多以书面方式为之。[21]前引[18]，宇贺克也书，第231页以下。

前者（行政立法、行政规则等）是规范定立行为或规范本身，其并未直接作用于法律生活，换言之，不发生法律效果。[22]值得注意的是，应松年教授在阐释上述（1）时，对我国的实定法状况进行了总体把握：从已有立法的情况看，只有那些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强制执行事项，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赵贵龙：《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控制》，《人民司法》2001年第12期，第21页。或者说，在我国，行政行为原则上并无执行力。

（二）行政行为执行力的观念 行政行为的执行力就是上述之公权力行使要素在法学中的一种表达。[1]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244页（叶必丰执笔）。

这意味着其侵害性是明显的，将之纳入法治的轨道理应成为行政法学的基本关怀。实际上，日本也有类似议论，而且，有下级法院认可过以民事诉讼程序实现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的公法上的权利。其中包含着两个要素：公权力行使和法律效果，前者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区别，后者与之相联系。即便相对人行使其因行政行为而被恢复的自由或被赋予的行为能力时，受到了他人或者有关行政机关的妨害，问题也已经转化为经济法或刑法问题，或有关行政机关妨害营业活动的行政合法性问题，与该行政行为的执行属不同范畴。

实现方式有两种，即自力执行和强制履行。通告处分本身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是否缴纳罚款是收件人的自由。为此，实务界提出了若干对策，如加强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其《行政代执行法》将行政强制执行规定为法律事项（第1条）就是这一观念的产物。

[16][日]広岡隆『行政上の強制執行の研究』法律文化社（1961）407頁。[6]不过，如果据此认为叶说不可取，则过于武断了。

[1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11]前引[9]，弗卢梅书，第48页。

除此之外，尚有公表（公布违法事实等）、撤回授益性行政行为、拒绝行政服务、拒绝许认可、排除合同关系等等手段，这些手段中，有些是定型之行政行为，有些则属事实行为或者难以确切定性的行为，故而与法律保留原则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问题。[27]乔新生：《行政强制拆迁不应由司法机关背书》，《人民法院报》2010年12月1日第2版。[30]可参见韩炎红：《论行政执行诉讼的设立——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改造与理论整合》，《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0期，第159页。执行即意思的实现，将作为意思之内容的权利义务落实于法律生活。（二）基本观点 对于转换思维而言，如下三个观点具有基础意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公益劳动可能是一个适例，值得研究。

实际上，我国也不乏此类立法例。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司法解释，答案是非常明了的。

[8]参见[德]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552页以下。第58条规定：违反上述停业命令的，处三年以下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两刑并处。

本文称此为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1]在这一理解中，行政行为执行力有两个面向：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

[15][日]塩野宏『行政法I [第二版]』有斐閣（1997）125頁。为了完成这两个使命，行政行为概念从其问世伊始即将法律行为设定为比肩物，既与之联系又与之区别。[40]何况行政行为执行力的消弭所意味的实定法状况实现后，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的种类和数量会有一个代偿性增加。正是因为如此，公定力概念中的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要素已经被逐步剔出，剩下的只是与实定行政诉讼制度相对应的撤销程序的排他性管辖。

显然，这一问题已经溢出本文的讨论范围。[38]同时，我国行政法学至少是教科书对刑罚在行政法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也缺乏足够的意识。

郑琦：《基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实证分析》，《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97页。基本而言，其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或行政义务履行确保标题下的内容分为两大块：行政义务之强制履行，对行政义务违反之制裁。

但本条规定并未言及那些本无执行观念的行政行为，也未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要件与程序进行具体规定，更未对其所意味的非诉执行制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与诉讼的关系进行明确。搁笔之际，期待学界能够就行政行为基本理论问题继续碰撞思想、凝聚共识。

第二，有执行观念的行政行为中，只有少部分行政行为才被法律授予了强制执行权限。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权威观点认为：行政处分的执行力指于行政处分的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分所课予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时，行政机关不待法院之确定判决，即有权直接以行政处分为执行名义，自行对义务人为强制执行。而且，毋庸置疑，这种检视、立法清理乃至修改才是本手或正途。[8]而法律行为概念在19世纪民法学中的经典阐述出自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

通告处分是税务机关对违反纳税（限间接国税）义务者作出的，前提是税务机关已经获得该人违反义务的心证，内容是要求其缴纳一定金额的罚款。[15]但是，在现行日本宪法下，强制执行权并非行政命令权的当然属性，它是实定法规所赋予的权限。

第三，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意味着强制执行的权限属于法院。但毋庸讳言，尽管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有学者深刻地洞察到了本文称之为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的法学现象，[35]但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学者似乎尚未感受到上述理论变迁，也没有接受上述发生在域外的新理论整合观念，至少目前还没有普遍地反映到行政法教科书的结构之中。

就日本实定法的总体状况而言，《行政代执行法》是其行政执行制度的一般法，但它只能为那些需强制履行之义务属代替性义务（可为他人代为履行的义务）的行政行为提供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一方面，叶必丰教授提示了一种最为宽泛的理解（以下简称叶说）：执行力是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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